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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中美學者有一個共識：吃野生動物并不是日常普遍存在的。勤洗手可能會成為人們在疫情中普遍養成的好習慣。除此之外，大家的討論焦點就停留在吃飯上。中國人在宴會場合，大家各執一雙筷子，在同一個器皿中戳來戳去，無意中交換了唾液，也分享了細菌———趙榮光教授將其歸納為“人手一筷一戳到底”。但凡有過旅居中國經歷的外國人，對此都有很深刻的印象。宴請時，外國友人是否毫不介意地接受中國朋友用自己的筷子頻頻布菜？這樣的熱情不免讓接受的一方有些尷尬，有人覺得用一雙筷子吃中餐很容易引發交叉感染。

　　2003年SARS事件之后，普遍改觀的情況主要集中在疫情最嚴重的珠三角一帶。本次疫情發生后，中央、各省區的文明辦、醫學界、傳媒界、食學界、餐飲界等，無論個人還是組織，紛紛提出了提升國人餐桌文明的倡議。大家在“人手一筷一戳到底”的問題上達成共識，一致認為這種傳統進餐方式具有明顯弊端和很高的致病風險。即便不是新冠肺炎，其他通過唾液、口沫傳播的疾病，也是需要警醒和預防的。

　　當下，所有餐飲企業都在這場災難的重創中艱難前行，徹底改變傳統中餐宴會進食方式中的陋習，是消費者重拾外食信心的關鍵，也是刷新世界對餐桌上中國人印象的關鍵。改變的最佳途徑究竟是推廣分餐制、公筷法，還是雙筷制呢？

觀點一：

中餐西吃、徹底分餐的方式最能杜絕病菌傳播

　　這個觀點很顯然是將分餐視作西方的舶來品，忽略了歷史上各個民族都曾經有過分餐，并且在一些民族中仍然存在的事實。比如，日本也長時間以分餐為主，而日本人的分餐，又是明顯受到唐代中國的影響。西方的分餐制，其形成和普及是近兩百年來的事情，這些可以從歐洲遺存的大量宗教畫、風俗畫中找到佐證。例如十五世紀被許多畫家描繪的題材《最后的晚餐》中，象征耶穌圣體的面包，就是盛放在公共的盤子里。當時的歐洲上層社會聚餐時，大都沒有各自的餐盤，甚至習慣兩人共用一塊餐巾。餐叉是共用的，直到17世紀，刀叉才成為專人專用的餐具。在此之前，人們基本上用手直接抓取食物。我們也不能簡單地說向日本人學習分餐制，因為衛生并非是日本人分餐的主要目的，而是客觀效果。在鍋物料理和懷石料理的場合，也會根據合餐的需要提供公筷。所以分餐并不是哪一個民族的獨創。

　　中國人從分餐演變到今天的合餐為主，與中餐的食材豐富、烹飪技法、坐席和坐具以及筵程風俗等因素有關。也就是說，分餐固然可以做到杜絕病菌傳播，但并不適用于大多數的中餐公宴場合以及特定的中餐菜肴。譬如魚，西式的做法通常是不見首尾，多供應無骨的魚肉；日式的魚要么是刺身的做法，即便是整條魚，大小通常剛好夠一人食用；中餐的魚，清蒸或紅燒，多數是眾人分享一條首尾完整的魚，寓意美好，無論是上桌之前在廚房分好，還是上桌之后由服務員分割，都不合適。再有，中餐的許多大鍋旺火爆炒的菜肴，講究的就是“出勺裝盤動筷子”那一口，若是上菜之前還要在廚房分好等份，再由服務員依次端給每位食客，不僅貽誤了最佳的品嘗時間，連品相色澤也大打折扣。

　　站在餐飲人的角度，盡管分餐制一時間成為疫后的流行，但很難長久堅持。我們調查了許多餐飲業的經營者和管理者，浙江余姚酒樓徐總就表示，較之合餐，分餐除了宴會氣氛減弱，最大的問題還是經營成本增加不少。他的餐廳若干年前開始推行雙筷制，疫情后期推出了分餐服務，互有比較。分餐服務，每桌需要配置兩位廚師、1位跑菜和2位服務員。同樣的餐標、同樣的配置，可以同時服務5桌實行雙筷制的客人。合餐時，兩位服務員可輪流服務5桌客人，若是分餐，兩位服務員就只能專門服務這1桌上的10位客人了。按一桌10位客人來算，上一道菜，分餐的話就要重復10次———單人所需的服務次數和時長增加了許多倍。高檔餐廳或許可以把分餐作為提升服務檔次的一種選擇。事實上，這種方式也一直存在，分餐帶來的服務成本附加到人均消費中。對于更廣泛的大眾消費者而言，分餐就不是那么親民了。徐總表示，疫情以后，接受和贊成雙筷的人明顯增多了。可見，普遍分餐僅僅是大疫未去的權宜之法，但無論對于中餐聚會的屬性特征，還是就中餐經營的成本控制而言，都不是長久之計。